位于青岛莱阳路2号的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原址（现青岛水族馆办公所在地）

 

    据青岛市档案馆所藏的《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之目的及其沿始》和《科学》杂志第20卷第10期载，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的源头可追溯到中华海产生物学会。

筹建海滨试验所

 

1930年夏，中华海产生物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中华文化基金社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各资助5000元作为学会经费。厦大生物系主任陈子英博士遍发“英雄帖”，邀请国内生物学家赴会，最终有来自北平、南京、苏州、上海、厦门、福州、广州、香港等地的学者共30余人成行。与会者除作特殊研究外，还一起商讨筹设正式的中国海滨生物研究学会，并将筹备大会定名为中华海产生物学会。该学会以研究推广中国海产生物知识为宗旨，决定每年暑假在厦门召开例会，并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暑期海滨研究，厦门大学生物馆用为研究基地。研究计划由学会理事会统盘筹划，研究人员交通膳宿费用由学会提供。

中华海产生物学会前后共举办四届研究会，取得了一批成果。后来由于两个基金会停止资助，经费短缺，无法维持，海产生物学会合并到了中国动物学会，并将6500元剩余经费转交该会，条件是该会须在两年内筹建一个海滨实验所。

 

在青岛设立海滨生物研究所

 

1934年3月，中国动物学会第四次理事会接受了中华海产生物学会提出的要求，开始讨论筹建海滨生物研究所事宜，并就此事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丁文江相商。蔡、丁两先生认为，青岛海洋研究有一定基础，主张将海滨试验所设在青岛。恰在此时，环太平洋沿岸各国发起成立太平洋科学协会。翌年4月，该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举行成立大会，会议拟议在厦门、定海、青岛、烟台分别设立海洋生物研究所，其中，定海所由中央研究院主持，烟台所由北平研究院主持，厦门所由厦门大学负责，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由青岛观象台和国立山东大学共同主持。

 这一想法与中国动物学会不谋而合。蔡元培和丁文江便以私人及海洋组中国分会的名义，向各方筹募经费。经过一年的努力，最终为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筹得3800元年度研究经费：（1）国防资源委员会每年捐助设备费 2000元；（2）青岛市政府和山东大学每年各援助经费1000元；（3）胶济铁路局每年认捐1800元。

考虑到青岛观象台有海洋学研究基础，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函请台长蒋丙然代为筹备。事实上，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一开始就由蒋丙然和山东大学曾省博士共同筹划。不久，曾省赴四川出任农学院院长，筹划工作就落到蒋丙然一人身上。筹建大楼期间，经费曾经出现不足（预算15000元），蔡元培又多次发挥其影响力，分别致信青岛市长沈鸿烈、胶济铁路局长葛敬恩、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请其筹措建筑经费和解决建设用地。最后，青岛市政府将水族馆东侧保留公地无偿拨给作为所址，建筑费用则由中华海产生物学会、青岛市政府、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山东大学、胶济铁路局、北平研究院共同拨付。

 企业化运作管理模式

 

1936年8月12日，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办公楼举行开工典礼。为保证各出资方利益，海滨生物研究所决定采取与水族馆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12月25日，在工程即将完工时，各捐款单位和相关学术团体代表聚集一起，共同拟订了研究所章程，推举市长沈鸿烈等15人为董事，并推举候选理事和干事多人，函请各董事圈选，成立董事会与理事会。

按照《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章程》，该所隶属于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组中国分组，由青岛观象台和山东大学共同主持，开展海洋生物调查研究与推广工作，并利用暑期举办讲习所，普及海洋学及海洋生物学知识，培训海洋学、海洋生物学人才。在众人共同努力下，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发展成为了太平洋科学协会中国分会四个著名海洋生物研究机构之一，进一步奠定了青岛在近代中国海洋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青岛由此逐步发展为中国著名的海洋科技中心。

1938年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时，“借用”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美其名曰山东产业馆，实际上是把这里变成侵略者大量掠夺山东及沿海各地重要资源的情报搜集地。1941年，远在北京大学的蒋丙然、武兆发等理事会理事向日伪青岛特别市政府提出，另拨地块建筑新所址，遭到日伪政府拒绝。

实际上，在日本侵华战略下，开展海洋研究无异于与虎谋皮。

 

                                                 □周兆利

 

 

本文转自《青岛日报》2011年5月23日第五版

原文链接：http://epaper.qingdaonews.com/html/qdrb/20110523/qdrb257680.html